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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环保处理的蛮荒时代已经不再，跑马圈地的横向并购时代虽然距离落幕仍有一段时间，但借鉴美国、欧洲等并购经验，多元并购必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PM2.5年均浓度来看，已经非常优异，远远好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刘炳江说，摆在首位的是在京津冀推行重污染行业的错峰生产。
刘炳江说，以西安为代表的关中地区确实存在严重污染，2016年冬天尤其突出，晋南地区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目前已知，柴油车排放污染严重，京津冀地区原料、辅料消耗量是最大的，1吨钢要有5吨辅料，所以柴油车的管控包括对劣质油品的打击，都是工作的重点。此外，2016年入冬以来，成都、哈尔滨等不在重点治理地区的城市也多次出现重污染过程，这些城市的大气治理怎么突围？刘炳江说，虽然目前全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是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但并不是其他地方不管，其他污染较重的地区也应制订达标规划。尤其是，2016年11月底，环保部上收了全国1436个国控站点，由环保部直接负责管理，由以前的考核谁，谁监测转变为谁考核，谁监测，从体制上保障了监测数据免受行政干预。冬季减污的方案还包括，提前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
珠三角煤炭消费量是我国最早下降的，从2005年起，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珠三角的量是最高的，而且机动车控制也是卓有成效。二是，能源调整比较早，而且执行比较到位。但是，由大连环保志愿者协会、自然之友等提起的一些个案却仍因主体不适格等缘由未予立案。
昆明中院审查认为，由于涉案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已经取得环境保护部的批复同意，故这些材料均不能说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部总监葛枫表示，环保NGO已经在中国发展近20年，但是从目前状况来看，招工难、筹资难、税制不合理等依然是难以突破的生存困境。过去两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可行的制度。有专家认为，行政部门所掌握的大量基础信息和数据都可能成为案件胜诉与否的关键，但同时公益诉讼能够弥补行政执法手段有限的不足，而执法依据与诉讼证据并不完全对等。
政府应及时对辖区内的环保组织进行专业的法律辅导。应该鼓励个案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我国各地情况的管理和监督模式。
有专家认为，0.0894%这个数字的背后，折射出了一部被寄予厚望的新法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尴尬环境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提起诉讼14个月后，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环境公益诉讼终于结束了漫长的立案审查。而且基金会已有相对成熟的公开和监督机制，可保证在阳光下操作，尽量避免风险。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一案是否折射出环境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已实施两年，环境公益诉讼的大门早已敞开，但想象中的遍地开花为何没有如期而至?在日前召开的2016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我国首部记录环境公益诉讼个案进程的报告《环境公益诉讼观察报告(2015年卷)》(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
对此，与会专家表示，引入基金会管理是基于法律上的信托机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2015年被视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元年，这一年，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共提起44件环境公益诉讼。根据201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环境保护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中给出的数据，2015年1月2015年11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一审环境资源民事案件50331件，其中，贵州、山东、江苏等13个省(市)人民法院共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45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占全国环境资源民事案件的比率仅为0.0894%。但无论是何种模式，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类资金要接受包括司法机关、原告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监督，保证资金的使用合理合法、透明公开。
例如，在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中，南平中院判决由被告来承担原告的诉讼成本共计16.5万元;贵州清镇以调解结案的一起大气污染案中，被告也承担了原告的律师费和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成本。目前，在已有司法实践中，针对已受理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法院迟迟不安排开庭或者开庭后不及时做出判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环境修复费用的认定、环境功能损害赔偿支付问题存在不同认识。
《报告》指出，在2015年的实践中，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而检察机关在多起案件中作为支持起诉单位，大大促进了相关工作的开展。在讨论时，诉讼成本高始终是绕不过的坎。
在研讨中，与会专家表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仅需要得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还需要一定的诉讼经验、科学水平。葛枫说，比如由原告承担的鉴定评估费、律师费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成本可以由被告支持，便是一项减轻原告诉讼成本的制度。有的法院拟判令侵权人支付给地方财政，但地方财政实行预算管理，如何及时实现环境修复是问题所在;有的法院拟在本院设立专款账户管理修复费用和赔偿资金，但与法院的司法中立地位相悖;有的法院考虑将修复费用和赔偿资金直接支付给提起诉讼的环保NGO，但又担心引发风险，而社会组织受不能牟利的法律强制性限制也不会接受。比如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顺宏盛化工有限公司一案中，引入第三方基金会，由该基金会接受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原、被告的委托，管理修复基金并接受执行法院的监督，根据法院委托的修复机构或专家制定的并由法院确认的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修复基金的支付。《报告》显示，2015年，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各地法院陆续开始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纵观当前涉及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例，法院在相关领域的执行中已有突破。
这些原因也导致环保NGO对环境公益诉讼望而却步。因此，处理好这两个阶段的证据衔接问题须加强社会组织与行政部门的合作。
1月3日，自然之友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告知不予受理起诉。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等对包括这44起公益诉讼在内的2015年的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了全面盘点、分析。
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解决社会组织诉讼成本高的困难。专家建议，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由社会组织来提起诉讼，检察机关在必要情况下支持起诉，与行政部门共同在调查取证等方面给予支持，是比较好的协同机制
亲身参与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北京环鸣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玉来深有感触地说，鉴定的费用在诉讼之初就要交，你没有别的选择。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解决社会组织诉讼成本高的困难。有的法院拟判令侵权人支付给地方财政，但地方财政实行预算管理，如何及时实现环境修复是问题所在;有的法院拟在本院设立专款账户管理修复费用和赔偿资金，但与法院的司法中立地位相悖;有的法院考虑将修复费用和赔偿资金直接支付给提起诉讼的环保NGO，但又担心引发风险，而社会组织受不能牟利的法律强制性限制也不会接受。葛枫说，比如由原告承担的鉴定评估费、律师费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成本可以由被告支持，便是一项减轻原告诉讼成本的制度。
而且基金会已有相对成熟的公开和监督机制，可保证在阳光下操作，尽量避免风险。那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检察机关分别如何定位?作为公益诉讼原告时怎么分工才能达到协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在陇星锑业尾矿库泄露等环境突发事件中，尝试探索与政府部门及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
《报告》显示，在已审结的几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原告的律师费、鉴定评估费及办案必要的差旅费等由被告来支付的诉讼请求，大部分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报告》指出，在2015年的实践中，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而检察机关在多起案件中作为支持起诉单位，大大促进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有专家认为，0.0894%这个数字的背后，折射出了一部被寄予厚望的新法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尴尬环境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1月3日，自然之友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告知不予受理起诉。
700多家组织具备资格，为何鲜有起诉者?自然之友自2015年10月27日对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公司提起诉讼以来，按照法院要求，陆续提交了11份证据，以证明云南石化炼厂擅自变更环评批复，存在未执行环境保护部停建令、在螳螂川违背地方法规新设排污口、延迟焦化装置以及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等问题。提起诉讼14个月后，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环境公益诉讼终于结束了漫长的立案审查。目前，在已有司法实践中，针对已受理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法院迟迟不安排开庭或者开庭后不及时做出判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环境修复费用的认定、环境功能损害赔偿支付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在采访中，业内专家建议，实践中，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举报到检察机关的方式来为检察机关提供案源和初步证据。
《报告》搜集整理了2015年由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共44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回顾了1995年2015年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的整体情况，并对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的多个关键问题进行了专项研究。应该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组织无力承担诉讼成本的困难。
他们认为，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仍存在着立案标准不统一、社会支持少、检察院和社会组织分工待明晰等问题。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等对包括这44起公益诉讼在内的2015年的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了全面盘点、分析。
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诉讼部副部长魏哲表示，由于环保组织资金实力有限，没有能力提前支付全部律师费，虽然很多律师本着一颗公益之心，费用不高，但是长此以往不利于整个制度良性运转。过去两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可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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